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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缨忆与父亲黄胄往事:一起去新疆写生

文化强国 06-28 15:53

梁缨是近现代中国画大家黄胄(原名梁淦堂)的女儿,在“金毛狮,一张皮:梁缨个展”在苏州博物馆举办之际,梁缨近日接受了“澎湃新闻·艺术评论”的对话,就她与父亲黄胄的故事,海外留学经历对她的启发,以及父亲的艺术观念对她的影响。“我父亲是画画的人,有一种张力,永远闲不住。他认为绘画是几笔就勾勒出来的,并且是从生活中走来的。”她说。

梁缨与父亲黄胄

德国留学时期的梁缨

梁缨,1961年出生于北京,曾在广州美术学院学习国画,1980年代留学德国汉堡美术学院。梁缨通过旅行和对自身周围的观察,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当代意味的“新表现水墨”作品。

她是中国画艺术大家黄胄(原名梁淦堂)的女儿,出生的时候,黄胄刚从西藏回京,三年自然灾害还没过去。她与父母关系和谐,曾跟随父亲前往新疆写生,去过江南考察。在梁缨看来,自己的艺术风格与父亲黄胄不同,但这点不同也是深受父亲艺术观念的影响。

您出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,您与父亲黄胄也因此分分合合。可否谈谈那段时期,您和父亲的故事,父亲对您的艺术生涯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?

梁缨:我出生于1961年,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。我出生的时候中印边境正打仗,父亲被派到西藏做一些政治宣传的工作。当时在北京一个鸡蛋一块钱,很贵。我奶奶是河北人,河北人最讲究孕妇吃鸡蛋,所以把家里的钱买来都用来买鸡蛋吃。父亲当时给我母亲寄了好多马肉干。

1965年批判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,因为我父亲与邓拓的关系好,经常一起聚一聚,所以就先把我父亲给批判了,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,是驴贩子。我们家就被抄了。1966年,我读了位于北京万寿寺的总政幼儿园,一星期回家一次。幼儿园老师就和别的小朋友说,“你们别和她玩,他们家被抄了,她属于黑崽子。”

后来,我在北京上小学,但转了好几次学。当时,父亲被叫去劳动改造了,不怎么能够回家了,所以我们都得跟着母亲郑闻慧。我母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,住在出版社的宿舍,在一个大杂院里头,靠近公共卫生间的那种最不好的房子。大概是在1967年时,母亲要去团中央五七干校了,没法照顾我们,就把我们寄养在母亲单位的老工人家里。工人是个司机,家里有9个孩子,生活困难,但他们没有被批斗的顾虑,就接受了我和我二哥。那时候生活艰苦,吃的是棒子面,窝窝头和一些菜团子。

黄胄夫妇和女儿梁缨

那时候我们不能去看望父亲,但他每星期能有一天来看我们。父亲改造的地方是军事博物馆后面的一个桃园,每星期天可以回来看我们一天。他早上4点出发来到我们这,下午4点再回去。那个时候,父亲来看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。在寄养的工人家庭没有什么吃的,父亲回来后还可以带我们外出吃点糖炒栗子,带我们坐公共汽车。“文革”后期,父亲也稍微自由了些,他告诉我,他看了三年的桃园:第一年看管得特别仔细,结果别人批斗他,说他偷桃;第二年,他觉得树上掉下来的桃子可惜,就捡起来吃了,人家也说他偷桃;第三年,他说树上哪个桃子好他就摘哪个吃。

1970年,五七干校开始接受子弟,母亲所在的团中央干校建立了五七小学,我们就到农村去跟着母亲。那也是一段幸福的时间。在那里有中国青年出版社、青年报等,很多知识分子都在那里。可以跟别的小孩一起游泳、扎猛子、逮王八、赶水鸭、追马蜂、粘蜻蜓、抓蚂蚱……

1972年落实政策后,大家都回城了,我也回到北京上学。由于母亲在农村还有些收尾工作,我跟着父亲,住在军博的一个宿舍里。1973年,周恩来要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,准备改革开放。于是,很多画家被邀请到外交部招待所(以前的六国饭店)画一批作品作为礼品。我当时一放学就跑到外交部招待所去住,看着他们画画。由于“文革”时期,我父亲赶过黎车、卖过豆腐、扛过大包,所以当时身体不是太好了,但创作热情依旧高涨。在外交部招待所,李可染、李苦禅、黄永玉、吴作人等就住在我们旁边。他们在那一边聊天,一边生活。我还小,这些老画家们不带我玩,但我至少能观察他们都在干什么。大家都为前途在担忧,李可染家的儿子当时是在内蒙古插队,想回来;李苦禅的孩子也在通关系,希望回到北京。

在外交部招待所没待过一年,就遇上了批邓小平的回头路。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黑画展,其中就有我父亲的作品。我父亲画的是我给他讲的在干校放牛的故事。当时我去的干校位于河南信阳,那里有很多水牛。父亲画了水牛在水里玩,描绘了一个小孩戴着红领巾,天上还有鸟。别人批评他,说他讽刺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画面中小孩看鸟朝西边飞,暗示向往西方。我记得李苦禅画了8朵荷花,别人就说他是污蔑8个样板戏。后来李苦禅说,“我都背不出8个样板戏有什么。”黄永玉画的是一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,李可染的山水被批为黑山黑水。“文革”时期,我父亲画了一张《赶集图》中,描绘一位美丽的姑娘,骑着毛驴,手中抱着孩子。后面有一个维吾尔族大爷背着地毯去自由市场上去卖。这张画被批为要走回头路。

1977年,我父亲住医院了。他很有毅力,住院期间也在画画。当时倪志福还是一位机工劳动模范,给我爸爸做了一个画架,让他可以在医院里坐着画画。我父亲人缘非常好,那时候很多人求画。

那时候荣宝斋写了为我父亲平反的信,希望他的作品能在荣宝斋卖。记得荣宝斋里的人写的非常有意思,将“黄胄”同志误写为“黄胃”同志。后来我爸见到荣宝斋经理时说,“我在你们荣宝斋是永无出头之日了。”

1979年,他可以出院了。出院后,他想去新疆写生。我和他一起去写生画画,从乌鲁木齐一直到喀什,总共待了半年。那是我父亲第五次去新疆,也是我第一次去新疆。

很早之前,美院就想让我父亲去教书,但总政的主任不放人,认为他是部队的青年才子。其实我父亲自己也不想去美院,认为那里文人气太重,他更愿意待在部队里。因为在部队有很好的条件是可以去写生,符合自己的创作环境。他是一个注重生活的画家,他需要去写生去。

黄胄画作

黄胄画作

生活在那个年代里,什么激发你去学画?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的?

梁缨:在我初三的时候,我父亲说,如果都要去插队,那就不得不学一门手艺,要是有了特长,日子就可能会好过点。那时候我就开始写大字,学习笔墨,临了些我父亲的收藏,包括陈老莲、任伯年、龚贤等人的作品。1977年恢复高考,我开始跟着母亲学素描,画速写。

1977年美院没有招生,我就报考了工艺美院,但没录取。当时考题是画松竹梅的图案。我当时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图案,就花了松竹梅交上去,不符合考题。落榜后,就和父亲去了新疆,在那写生。

1979年梁缨与其母亲陪同黄胄在新疆写生时与柯尔克孜族同胞合影。

1979年左右,梁缨和朱屺瞻、应野平、丁井文与夫人郑学文等老画家在避暑山庄合影。

新疆回来后,我父亲觉得我应该去上学,想让我去浙江美院。我父亲去了轻工业部的工艺美术公司做一个总顾问,我和他一起到江南,他陪我来到浙江美院,想看看教学环境。看完后他觉得浙江美院环境太好了,年轻人还是应该往边疆跑,等老了再来江南。那个时候可以画画了,围在我父亲身边的人也多,父亲也不希望我待在身边,所以我就去广州求学了。

80年代留学热,我们广州美院的好多同学都出国了,很多人去了美国,我不想和他们一样,选择了德国。我父亲的学生曾跟我讲到德国的名家,如珂勒惠支等人描绘生活的作品,给人的冲击力特别震撼。去德国前申请材料也是几经波折,期间也去了不少地方写生。在广州美院读书期间,我和高年级的学生去了广西苗寨,待了40多天。1983年,我在桂林写生,42度的高温天气热得难以入睡。后来,我和杨之光的女儿杨红一起去到当地的榕湖饭店。之前有文章写到这段故事:

“没有介绍信,也没有外汇券,两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姑娘就这么闯进榕湖饭店找经理。报上了父亲的名号,经理有些半信半疑,但仍要梁缨口头允诺了黄胄的一幅画,这才让她们顺利入住。梁缨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,次年便去往德国深造。1984年,她收到母亲的长信告知,恰好第二年黄胄去桂林,知晓了女儿在榕湖饭店的君子一言,果真给对方画了一幅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榕湖饭店经营不善,便送拍了这幅黄胄的《套马图》。”

留学德国后,西方艺术的熏陶对你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?

梁缨:我觉得变化挺大的。中国画有太多的章法,而海外则给予你自由自在的创作。我曾经画的“日记系列”在德国假期间开始创作的,用了在国内买的类似原书纸的包装纸作为媒介。这一系列也让我坚定了艺术道路,从自己和周围出发,而不是国内曾经关注的宏大叙事。

我在德国是版画系,后来我也将版画的色彩运用到宣纸上,也用到了丙烯等颜料。1996年后,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作为画室,两边跑。90年代,父亲病比较重,也希望我回国。

梁缨,《金毛狮,一张皮》,纸本设色,2019

父亲如何看待你在西方所形成的艺术观念?你们的艺术理念有何异同?

梁缨:他从来不管我。他觉得我画得挺好的——但是,我觉得他说我画得好是有一种讽刺的意义。他认为绘画是几笔就勾勒出来的,并且是从生活中走来的。因为我父亲所在的时期必须有一个主题,根据主题去写生,根据主题来塑造形象。但我们后来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,我们没有被规定宏大的题材,相对更自由。我和他说,我画的也是周围生活,并不违背你的观点。

我在德国还拍过纪录片,他看到后说,“你这样还拍成纪录片?”我父亲很喜欢我,所以也从不说我什么。年轻时,我临过他画的那些少数民族,但从绘画来说,他不希望一个人画的作品像另一个人,所以他也不主张他的学生作品像他。这点也是我父亲鼓励我的原因。

炎黄艺术馆是黄胄先生创建的我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,里面存放了黄胄先生的收藏盒作品。可否谈一谈他的收藏?

梁缨:1966年之前,我父亲有很多收藏,有几十件,包括有龚贤、陈老莲等人的作品,也有宋元绘画。其中,有一张佚名的《粉鹰图》,他认为是宋代的,目前在炎黄美术馆。

“文革”时期,父亲怕这些东西被抄家,就委托故宫博物院保存。“文革”之后,故宫退回来大部分收藏。目前炎黄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我父亲的作品及收藏。可以说,我们一家人都在为黄老服务。

去年,母亲郑闻慧90岁了。我为母亲,以及周令钊、邓澍、侯一民、李化吉、常沙娜策划了展览“志同懿寿——贺六老寿暨作品联展”。其中,有我母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设计的书。母亲曾经作为美术编辑去征我父亲的稿子。有一本小儿书《奇怪的房东》是我母亲请程十发画封面,我父亲画内页,我母亲负责正文汇编的。

梁缨和母亲郑闻慧 2016年

1984年梁缨在日本“黄胄展览”开幕式上接待黄胄友人。

在您眼里,父亲黄胄是怎么样的人?

梁缨:我父亲是画画的人,有一种张力,永远闲不住。大家称他是美术界的大侠,他很爱帮助别人,看不惯有些知识分子只窝在家里不顾别人。

80年代,刘海粟住在上海的小屋子里,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。我父亲希望帮助刘海粟,以中国画研究院的名义给当时的市领导写了信,希望帮助解决上海的老画家的居住问题,生活问题。

这次展览呈现了你近几年的作品,你觉得和早期作品相比,有了什么样的变化?

梁缨:我现在都是用宣纸作画,因为父亲留下了好多宣纸。现在,我创作很直接,很随意,没那么多条条框框。

梁缨,《仙路振缨》,纸本设色,2019

展览现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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